城乡差距还有多大？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只有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实现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改善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条件，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2006年12月26日，由本报和省委党校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南方县域经济论坛”在广州举行。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的省直各厅局级干部和来自全省各地的县(市)领导共70多人，就实践过程中碰到的新农村建设、产业转移、文化、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问题面对面进行了热烈的、有益的交流。省委党校陈鸿宇副校长这样点评：构建和谐社会，发展县域经济，要敢于正视矛盾，善于化解矛盾，这些来自一线基层领导的呼声不容忽视。

　　新农村建设没有模式可套

　　广东省农科院副院长　陈栋

　　“新农村建设没有模式可套，每个地方都应根据自己的优势，打造特色鲜明的经济格局。”广东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栋如此总结。

　　陈栋等人调研了广州白云区水沥村、深圳市福田区万丰村、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肇庆端州区出头村、遂溪县马六良村、河源连平县欧村等6个新农村建设典型村。

　　“广州白云区水沥村依托靠近广州销地市场的区位优势，选择“红葱”等优质无公害蔬菜作为优势产业，按照‘一村一品’的模式大力发展标准化生产基地，配套建设产地批发市场，形成比较紧密的产业化生产经营机制，实现了产销两旺，农民收入大幅增加。”

　　陈栋等认为，水沥村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生活宽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选择具有当地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并集中力量，大力推进。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和肇庆端州区睦岗镇出头村依托当地优势，发展二、三产业的成功经验则表明，既要立足“三农”，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跳出“三农”，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从当前出发采取尽快见效的具体增收措施，又要着眼于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努力建立农村经济新格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长效机制。

　　陈栋等认为，这几个典型带给我们一些启示。首先是建设新农村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防止形式主义“一刀切”。我省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照套。如果把湛江马六良村的“猪－沼－鱼－农”循环农业模式搬到深圳万丰村，把肇庆出头村模式套到河源欧村，那必将事倍功半。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要有一个城乡统筹、工农统筹的长远规划，在具体工作中允许建设内容有先有后，进度有快有慢，水平有高有低，不设统一标准，原则上不搞达标评比，不搞检查验收，防止形式主义、教条主义。

　　“其次，新农村建设要依靠农民，开拓创新，防止无所作为等、靠、要”，陈栋说。他认为要解决好农村的全部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政府要大包大揽是不可能的，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建设新农村必须以农民为主，政府为辅，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农民唱主角、当主人，反对一切向政府伸手。

　　马六良村、出头村和欧村在建设新农村过程当中，政府只发挥引导、发动、规划和保驾护航的作用，其余工作都基本上由村民自愿、自主实施，政府不用花很多力气，但效果明显。

　　政府这台“推进器”需要加油

　　大埔县委宣传部长　钟秀堂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是主体，而政府是一台推进器。”梅州市大埔县委宣传部长钟秀堂认为，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这台“推进器”还需要加油。

　　首先，财政转移支付不到位，影响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但由于许多地区财力有限，对专项转移支付缺乏配套资金，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

　　其次，地方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建设支出力度不够。据悉，2003年以来，大埔县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20.8％，而对农业投入仅增长1％；2005年，支农资金约1800万元，仅占财政总收入的17％。

　　政府对农民的培训教育力度不够也是目前出现的问题之一。在落后山区，专业人才稀缺。大埔县每2000名农业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才2人，平均500亩耕地才有1名农科人员。由于缺少培训基地和资金投入，而村级组织经济实力又相当薄弱，政府责无旁贷。

　　政府这台“推动器”为何会出现问题？钟秀堂分析，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部分基层干部思想认识存在偏差，他们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现在农民吃穿不愁了，农业税又全免了，负担相对减轻，能维持下去就蛮好了，因此思想上不重视，工作也不到位。另一方面，财政体制改革滞后影响了政府的引导作用。分税制改革重新界定了中央、省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范围，使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基本事权却下移，令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例如，大埔县电信、电力、烟草等效益好的企业所缴纳的税收全部或大部分划归上级财政，县财政不弱，收支缺口却不断扩大。

　　如何才能真正发挥政府这台“推进器”的作用？钟秀堂认为，应从多方面入手。第一，应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保证重点投入，同时，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金如海外捐资来为三农服务；第二，政府需积极扶持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组织，举办农民成人教育学校，加强对农民的培训；第三，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改变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新农村建设的意识，提高其积极性。

　　农村文化：如何才能丰富多彩

　　珠海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罗锡强

　　论坛上，珠海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罗锡强、惠州市大亚湾开发区委常委朱毅凡、汕头市潮南区委常委陈镇坤、江门市新会区委常委吴瑞群、兴宁市委常委罗利娜、鹤山市委常委江伟良等人认为，单调的文化生活给农村地区带来不和谐因素。

　　“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这就是许多农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罗锡强说，这种在城里人看来很诗意的生活，对农民来讲十分单调。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文化单调，生活枯燥无味，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很容易引发问题。

　　罗锡强等认为，近来，一些地方政府轻视甚至忽略文化建设，已经造成了一定后果。例如，在一些乡村，“打道场”、烧香拜佛、算卦看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重新兴盛，而聚众赌博、色情演出事件时有发生，就是地方文化生活贫乏的结果。

　　“文化建设在干部考核中所占的指标太少，”罗锡强说，地方政府轻视文化建设，这是首要原因。从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到换届考核、年度考核，都没有把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所以领导干部很难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文化建设上。

　　同时，他认为财政不足也是农村文化建设薄弱的重要因素。农村文化投入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但县乡财政是我国五级财政中最弱的两级。一般来说，在乡级财政支出中，文教体等支出已占乡镇财政总收入50％以上，如果要乡镇财政再加大文化建设投入，显得有些勉为其难。

　　据他们的调研，除地方政府不重视外，宏观上，在文化建设中，我国也一直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使得城乡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十五”前四年，农村文化投入为98.53亿元，只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7.2％。

　　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投入的不平衡，一方面许多城市大型豪华的文化场所过多，另一方面农村文化设施普遍落后。

　　罗锡强等为这种局面开出了三剂药方：首先，应提高农村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建立健全中央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转移支付制度；其次，应把文化建设作为考核和评价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再次，应坚持文化事业建设与文化产业建设协调发展，从而激发政府和市场的双重积极性。

　　“只有创造丰富的文化生活，农村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罗锡强说。

　　产业转移：防止“一哄而上”

　　阳山县副县长　吴世文

　　“从整体上看，各级政府在推动珠三角产业向山区及东西两翼转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清远市阳山县副县长吴世文在论坛上说。

　　吴世文和郁南县委副书记陈宗荣、湛江雷州市常务副市长戚兆蓓、汕头市龙湖区纪委书记王卫平、连南瑶族自治县副县长张银航等认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主要问题有：

　　产业转移总量偏小，未形成市场自发趋势。全省已成立15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园区规划面积超10万亩，但目前进园项目(含建成及已开工)仅113个，总投资约50亿元，各园平均入园项目不到8个，投资额仅3.3亿元，这还未剔除一些建园前已在当地开工的项目。

　　土地、资金制约较大。受建设用地有限和国家土地政策收紧的影响，各省级产业转移园普遍存在着后续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同时转移园所在地区的财政基础比较薄弱，尽管省政府及转出方给与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园区建设资金缺口仍较大。

　　初步出现各地“一哄而上”的不良苗头。如某市10个县(市、区)中，9个计划设立或已建成产业转移园，且园区规划面积少则几千亩，多则几万亩。在其他多个地级市内，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种现象。既造成土地、资金的分散与浪费，又引起相邻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更不利于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影响产业转移的总体成效。

　　园区主导产业不突出。各园区或是没有制定较详细的产业规划，或是产业发展领域过宽，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仍然存在着漫无目的、来者不拒等现象。主导产业不突出，不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聚，从而无法形成市场自觉转移的良性趋势。

　　另外，在产业转移中，各地还或多或少存在着产业简单在转移，污染与产业一起转移，转入方的投资软环境仍有待改善等问题。

　　吴世文等认为，推进珠三角产业向山区及东西两翼地区转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与市场、省与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因此要以系统化的思路来统筹推进产业转移工作。他们建议：

　　一、加强部门协调，完善政策配套。加大省直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形成共同推进产业转移的合力。要进一步强化省级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省直各部门的优势，集中支持产业转移园区，使产业转移与各部门的工作齐头并进，形成多管齐下的良好机制。

　　二、加强总体统筹，避免遍地开花。按照目前产业转移的投资强度与规模，各市不宜同时上多个面积可观的产业转移园，而应集中全市的资金、土地指标等资源优先建设一个产业园区，切实做到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收益一片。至于市内各县区都有积极性的，可创新机制，采取园区集中、财政分成、共同建设、共享利益的方式，优先在某县(区)建设园区，财政收入地方分成部分由该县与相关县进行再分成。个别利用地方特有资源来承接产业转移的，可酌情设立特色专业转移园。

　　三、强化产业规划，促进产业集聚。他们建议省直有关部门将产业发展规划作为批复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的重要条件之一，以引导产业转移园偏好产业发展规划，找准产业发展定位。

　　另外，他们还建议省级财政加大对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资金支持力度，以解决制约园区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为提高资金使用率，可采用财政借款的方式，即由转移园所在政府向省级财政借一笔低息贷款，专项用于转移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于一定期限后在园区税收地方留成部分中逐年扣抵返还给省级财政。这样既可解决地方资金不足的问题，加快园区建设，带动经济发展，增加地方收入；又可避免省级财政单方面向地方输血造成预算紧张。

　　“十个大盖帽管不好一个碗”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　陈德伟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德伟认为，当前，我省食品安全形势与群众的期望仍有较大的差距，存在许多隐患和问题。

　　主要有：一是环境污染为农产品的种养业埋下隐患。据华南农业大学专家的调查，在整个广佛都市圈，大多数农田和菜地土壤中的铜、铅、锌、镉等重金属平均含量均超过了全国土壤平均值。二是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完善，具体监管部门的职责未能理清。如目前在食品安全监管上有发改委、经贸委、农业、卫生、工商、海洋渔业等11个单位，分工不清，交叉重复，综合监管部门的”抓手”作用难以发挥，造成”十个大盖帽管不好一个碗”。三是法律法规建设滞后。至今，我国和我省仍没有涵盖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的食品安全基本法律。

　　此外，我省食品地方标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许多具有广东特色的食品既没国家标准，也没有地方标准，影响了标准的实施和食品安全监管措施的落实和产业发展。

　　他认为，今后要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具体监管职能要相对集中，减少监管职能的交叉重复。特别是在强化对食用初级农产品生产的源头管理上，可考虑联合组建省渔农检验检疫局，负责对初级农产品(包括蔬菜、农作物、水果、畜牧和水产品等)种养源头监管，特别是对食用农产品种养环境的监测，农业投入品市场准入监管，农药、兽药和渔药使用监管和规范，农产品药物残留的监控和行政处罚。同时，对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监管部门的职能进行集中整合，适当减少食品安全具体监管部门，可由一个或两个部门承担具体监管。

　　针对当前广东食品种养、生产加工企业小，自主开发能力低，产品无标生产和不具备检验检测能力的实际，陈德伟提出，可通过政府引导扶持、企业投资参与、功能效益共享的原则，建立小企业技术中心，接受参与企业的委托，从事新产品开发、标准的修订和企业产品出厂前的质量检验，从而提高小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和产品质量。特别是在一些食品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如高州的水果，潮安、新兴的凉果，湛江、阳江的水产养殖加工，以及清远的家禽养殖等等，可以县、重点镇或专业群为基础开展试点。同时，要加快食品行业协会的建设，发挥自我管理的作用，不断提高食品行业内部的自我约束和规范能力。

　　让农民看得起病

　　海丰县委常委　吴闻力

　　“据粤北某市一人大代表反映，当地农民“看病难”已难到看病需卖三担谷子，大约近300元，结果到医院看小病，被要求多次检查，光诊疗费和检查费就花掉了200多元，最后在领药时连药钱都无法支付；粤西某市一人大代表调查，除医疗价格问题，现还存在医疗行为问题：一些医生动不动就要病人拍片检查，个别地方病人在县医院检查后被要求转诊，结果到了大医院又要检查，重复收费。”海丰县委常委吴闻力说。

　　吴闻力等认为，尽管近年广东经济飞速发展，但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相对滞后，贫困群体“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非常突出。其中，“就医难”的表现为：一是医疗机构布点不合理，群众需要就医时，无法及时融入“医疗服务圈”，导致有病看不了；二是卫生资源走向高精尖领域，而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无法满足群众日常需要的大量的基本医疗及服务需求。

　　要解决“就医难，看病贵”问题，吴闻力认为，必须加强医疗体制改革，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如政府应鼓励多种形式、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促进有序竞争，消除公共医疗机构与非公共医疗机构在管理体制上的不平等待遇，增加医疗服务产品，满足贫困群体的医疗需要。

　　特别要改革“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从源头上控制医药价格，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目前卫生部正在研究“四降一升”的政策措施，即降低药品价格、降低医院药品批零差率、降低大型设备检查治疗费、降低高值医用耗材费用、提高诊疗费。合理调整医疗机构补偿结构，降低群众不合理医药费用负担，使老百姓真正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广东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配套性政策，切实加强医疗市场、药品流通市场、药品生产市场的监督与管理。

　　同时，建立“平价医院”，平抑医疗市场的虚高价格。如湖南已有平价医院叫板医疗市场，上海一家民营医院与当地首家经济药房达成合作意向，医院关闭现在药房，病人从经济药房取药，虽然药品收入下降了30％，但门诊量翻了一番，医院总收入降反升。平价医院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并降低检查费用，同时实行“医药分家”，切断医生和药商的利益链条。医院也可以直接从厂家采购药品，并签订长期协议，以最优惠的价格进药，逐步将药价中的水分挤出来。这些做法对广东医院体制的改革极有启发，应不断加以试验和改进。

　　在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基金，解决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等问题上。筹资的渠道，可以有如下几种：农村税费改革后的税收划转；国家转移支付和财政补助；社会损赠；发行农村医疗救助福利彩票；城市医疗卫生单位对口支援(可以是资金、人力和设备)。考虑到抗风险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情况，可以以地市级设立该基金。为保障资金真正用于需要的农村居民，可以采用如下方式给付部分费用：一是农民到城镇(特点是县、地级)医疗机构就医，基金直接与医疗机构结算；二是对于一些当地无法解决，较多疾病的地方，可以组织医疗队到农村看病，医疗队的费用由基金支付；三是少数疑难、重病病人可转移到大城市就医，由基金与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农民个人也要承担一定数量的费用，以促进医疗救助基金的合理利用。

　　要多关心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

　　东源县副县长　邓卓文

　　东源县副县长邓卓文代表来自基层干部呼吁，目前，农村教育已处在边缘化的位置，十分危险，政府应努力改变此现状，尤其是我省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经费短缺、办学条件落后、师资力量薄弱等方面。

　　近年来，尽管全省教育经费投入巨大，但农村教育经费却捉襟见肘。据悉，全省120个县级行政单位中，现有87个需要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维持正常运作，而现有转移支付资金也是杯水车薪。例如，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兴宁市可收取农村教育费附加7000多万元，现省财政专项转移支付4000万元，缺口在3000万元以上；陆河县可收入农村教育费附加1400万元，现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仅为600万元，资金缺口在800万元以上；揭阳市实际收取农村教育费附加1亿多元，现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约7000万元，经费缺口在3000万元以上。

　　我省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学校办学条件明显落后于全省的发展水平。“有很多农村学校，尤其是小学，大都还陷于简陋的‘一个教师、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原始状态，”邓卓文说。一些地区的农村学校危房仍然没能彻底消除；一些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严重的“大班额”甚至“二部制”现象，许多学校实际班额达到60－70人，粤西某县甚至出现了小学最大班额达110多人的“教育奇观”。

　　农村师资力量薄弱已是公开的秘密，普遍存在高素养青年教师补充困难以及骨干教师严重流失等问题。例如，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设英语课，则揭东县缺少英语教师700多人；揭西县共有农村学校260多所，仅有英语专业教师16人。目前，欠发达农村地区教师总体月工资在800－1200元之间，待遇偏低，因此本地生源往往不愿意回去任教，原本在当地任教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也大批流向珠三角地区。

　　经费、硬件、师资等薄弱，直接导致农村教学质量普遍不高。2005年，广东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58％，珠三角九市已超90％，欠发达地区城市也在85％以上，可见欠发达地区农村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相当的低。

　　“农村教育已经处于边缘位置，如果不扭转局面，将十分危险。”邓卓文说。他认为，首先要增加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比如把广东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重心提高到省级财政；而加强农村教师力量应从保证编制和提高待遇入手，最好是设立欠发达地区农村教师稳定基金，对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学校长期任教且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奖励，并在职称评定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