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番粮食涨价，政府最关注的群体有两个，一个是农民，另一个是城市低保和困难家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总理温家宝在上月中旬和本月初的两次视察中得到印证。为了解粮油食品涨价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影响，上月１２日，温家宝在北京走访了超市和贫困居民家庭。为了解“农民在粮价上涨中收益有多少”这个温家宝最挂念的事情，本月初，他在江苏连云港就粮价变化对农民收入影响进行了一番调研，具体了解粮食在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价格变动情况。

　　很明显，在充分考虑城市低收入群体对涨价承受力的同时，政府是支持粮价上涨以促进农民增收的。这也是本届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实施一系列支农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个宏观调控目标之一。粮价的确也该涨。虽然各界对粮价上涨有各种担忧，但是，这次粮价属于“恢复性上涨”是专业人士的一个共识，认为这是对中国农产品价格长期被低估的一个纠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的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１月６日，他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目前的粮价只相当于１９８５年时的水平，这期间，其他物价上涨了多少？十几倍、几十倍的都有。而粮价这么多年不涨，这对农民是很不公平的。有一位专家甚至说，只要国内粮价没有涨到国际粮价的３０％以上，就不应着急去压它，只有当大幅度上涨时，才应通过进口、粮食库存来平抑。

　　更为重要的是，在粮食连续三年增收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出现谷贱伤农的局面是政府当前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从长远看，如何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损，稳定其预期，保护其明年甚至今后的种粮积极性，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则是更大的挑战。而粮价的适度上涨，对解决近虑远忧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粮食涨价人们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

　　但是，涨价的合理性并不能掩盖对此的忧虑和质疑。在粮价刚开始上涨时，后者似乎要更强势一些。概括起来，这些忧虑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城市低收入群体对此的承受力有限，会影响其基本生活；二、带来通胀压力；三、农民得不到涨价的好处。

　　从涨价以来的市场反应看，前两点疑虑尚不足为虑，或者说在可控范围内。对于城市低收入群体，温家宝总理视察时曾表示，政府会充分考虑“对低保户和困难群众给予更多的照顾，当粮价上涨超过低保家庭的承受能力时，就要提高低保的水平，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至于说通胀压力，粮食作为上游原料，价格上涨肯定会引起下游一些食品加工企业的成本增加。但会否引起通胀？否定的声音占主流。理由是，目前国内粮食储备充足，供应不存在短缺，不符合通货膨胀的规律。一旦市场价格过高，政府完全有能力开仓平抑。事实上，有不少学者对粮价下行压力的忧虑要高于对通胀的担心。

　　那么，农民究竟能不能拿到粮价上涨的好处？悲观的人似乎多些。粮食流通的各个环节几乎都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承担最低保护价收购和竞拍放粮平抑粮价的中国储备粮管理公司甚至被认为是此次粮价上涨的祸首，涉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有一篇报道称，农民能获得粮价上涨总利润中的１５％－２０％。然而，由于以河南、山东等为主的产粮大省在去年１０月下旬即已完成夏粮收购任务，粮价上涨则发生在１１月之后，说农民此后获得回报有些牵强。

　　农民能否在粮价上涨中获益、获益多少，是温家宝总理最挂念的事，是专家学者和媒体最担心的事，自然也是农民最关心的事。如何保证涨价利益能实实在在地落到农民头上，的确是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但是，笔者认为，在粮价上涨中最令人担心的，是被排除在获益链之外的农民竟然在粮价是升是降中也只能保持沉默。他们是最直接的当事人，但他们却没有发言权。任何与此相关的一方都可以在很多场合、通过很多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传递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他们只能沉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缺憾。